摘要：Danielle Wood 认为，澳洲红 tape 增长不只是官僚或政客失误，而是社会风险偏好下降的结果。随着社会更富裕、更安全，人们更愿意为避免风险支付成本，也更倾向要求政府监管。每次危机或争议出现，媒体和议会都会要求政府迅速回应，新增监管因此成为政治反射。文章称，这种“表演式监管”可能造成数十亿澳元经济成本。监管本身并非无价值，但若只是为了展示政府有所行动，就会加剧合规负担。企业面对审批、报告、许可和重复监管时，生产率和投资意愿会受到抑制。Wood 的观点把红 tape 问题从“删掉规则”提升到“重新讨论社会愿意承担多少风险”。如果没有这种讨论，澳洲可能继续在安全感和经济效率之间付出隐性代价。